合約法（二）- 合約有法律效能的基本因素

雙方有意受法律約制 Intention to be Legally Bound

雙方有意受法律約制是使一個合約有法律效能的基本因素。一般原則是：

(a)     一般家庭及社交的協議被假設為無意受法律約制；

(b)    商業上的協議被假設為有受法律約制的意圖。

所謂「假設」，即是在法庭上要某一方去舉證相反的意圖。即是說，在（a）由認為有約制力的舉證；在（ｂ）由認為無約制力方舉證。

廣告 —— 為了吸引顧客，商人一般都會用含糊及誇張的手法。它們只是“說說而已 mere puff”，無意有法律約束性，已成定例。

Weeks v. Tybald, 1605 被告向未來女婿說：「你娶我個女，我給你 ￡100。」法庭認為被告無須負責，因他這樣應允並無意此話有法律約束力。但在前 Carlill 流感案中，辯方認為獎賞￡100只是 mere puff，無意受制於法律的意圖。但上訴庭不接納這種辯解，因被告已將 ￡1000 存入銀行表示其誠意，其獎賞有意受法律約制明甚。

家庭協議 —— 上面說過，一般家庭協議被假設為無意受法律約束。

Balfour v. Balfour, CA, 1919.  丈夫調職海外，留下有病的妻子在英國。他應允每月給予妻子若干生活津貼。妻控訴丈夫欠付應允的生活津貼。丈夫在原審時勝訴。妻子不服上訴。上訴庭支持原審法官的決定，認為此等家庭協議只是 mere puff，講吓啫，毋須負法律責任。上訴人並未能提出有利證據証明相反意圖。

但假如两夫婦是在分居中，這種假設就不適用。

父母與子女間的協議也是家庭協議，不打算有法律約制意圖。但一群家庭成員，對彩票獎金攤分的協議就不算是家庭協議。

如家庭成員間有生意合約關係，這些合約當然不能算是家庭協議了。

商業協議 —— 此類協議有強烈假設受法律約束的意圖。在Rose v. Crompton, HL1925，協議中雙方明言「此協議不受任何法庭管轄」，上議院認為字句很清晣，是推翻此假設的好證據。

約因 Consideration

要使一個簡單合約有法律約束性，必須要有約因。

乙（promisor 承諾者）向甲承諾為甲的後花園剪草。如果甲要乙履行承諾，甲必須向乙提供約因，如剪一次草付錢若干，或替乙的兒子學習普通話等。不必要即時付錢或提供服務，將來付錢或提供服務也是好的約因。

A.     約因的意義

許多法官在判案時都嘗試給與約因一個定義。

一位法官說，英國法律視一個簡單合約為一種「交易協定」，這包括有經濟意義在內。自然鍾愛natural love之情、道義上的責任都不是約因。

另一位法官在Currie v. Misa, 1875中又作如此詮釋：「……是一些權利、利益、利潤或好處附加於一方；一些忍耐、克制、損害、損失、責任、施予、保證或蒙受損失附加於另一方…….」

另一位法官又說：利益 benefit 與損害 detriment 是一種抉擇。更準確地說，一個約因包含承諾者的一些利益、及被承諾者的一些損害。

B.      約因不能是過去的  Consideration must not be past

過去的約因不算是約因。所謂「過去」，是指一些以前已給予或提供給承諾者的約因。

Re Clarke, CA, 1951：婦人與其他家庭成員共同擁有一間屋。她替該屋作了一些維修工作。後來其中一個家庭成員簽署了一份文件，承諾對她的施工給予錢銀酬勞。法庭裁決認為她的約因是過去的，所以不是約因。

如果履行服務是應被告人的要求或雙方都理解會以後會付欵，法庭是會支持該項交易。在上述 Re Clarke 案中，如果婦人的修屋是應其親戚要求而做就不會成為 past consideration 了。

1980 本港一宗上訴至英國樞密院的案件 Pau On v. Lau Yiu Long 中，樞密院的大法官支持了上訴庭的判決。大法官在判決中特別指出三大要素才能翻案：

(a) 那種服務是應承諾者的要求而提供；

(b) 雙方充份明白那些服務是會得到報酬的，不論是錢銀或其他利益；及

(c) 那種報酬是可以執行的。

要求服務——履行——應允酬勞 = 有約束性合約

C.      約因必須由受諾人付出

只有付出約因以換取一個承諾才能使承諾變為一個可執行的合約。

Tweddle v. Atkinson, 1861：X 與 Y 協議每人給與 A 一匹錢的款項。X 依協議給了 A，Y 沒有。A 向 Y 追討失敗，因 A 沒有付出約因給 Y。

D.     約因不必足夠

約因需有價值，但法庭不會審視它是否足夠。合約是一種雙方自由的交易；法庭不會關心它是否是一宗好的交易。如果交易是自由（不受不正當影響、欺騙或威嚇等），$1 可租價值每月 $100,000 的樓。

互相控訴的和解——在民事訴訟中，某人有充份理由控訴另一人（如在合約或侵權），但承諾不執行此宗案件，以換取在另一宗案中對方也不追討自已，也是好的約因。

虛浮 Illusory 的約因——剛才說過約因必須有些價值，無論怎樣瑣碎。但如果是一些空泛或虛浮的約因，如情緒、感情等，法庭不會支持是好的約因。「價值」，指經濟的價值。

White v. Bluett, 1853：父親對兒子說：「你唔好再煩我，我就替你清還債欵。法庭認為「唔煩」不是充份的約因。兒子控訴父親不代他清還債欵失敗。

Thomas v. Thomas, 1842：丈夫祈望妻子在他死後仍住在他的屋子。法庭認為約因不充份。

現有的合約責任 Existing Contractual Duty —— 一個承諾去履行，或將會履行一個早已存在的責任 包括公眾的責任 public duty 或一個對承諾者已存在的合約責任 existing contractual duty，都不是好約因。

Collins v. Godefroy, 1831：D 應允給 P 一匹金錢，要 P 出庭給證供。事實上 P 已被票傳 subpoenaed 到庭作證供。事後 P 向 D 追討金錢。法庭認為 P 沒有提供約因，因為 P 已被傳召出庭，那是他的公民責任。

Ward v. Byham, CA1956：父親承諾給私生子的母親一份金錢，要她「善待兒子及令兒子快樂。」上訴庭以多數裁決，母親已提供充份約因，因她已是做了超越她該盡的責任（法律只要求她“維持”私生子的生活）。

Stilk v. Myrick, 1809：在一宗海上的意外，兩個海員棄船。船長對剩下的八位船員說，如果他們留下及將駛船回家，將給予額外工資。法庭裁決船長不需付額外工資，因依據合約該等船員已有責任這樣做。他們該預知航海有一定風險，而將船駛回家是他們職責。

Hartley v. Personby, 1857是另一宗牽涉海員額外工資的案件：在此案中，過半的船員棄船。由於留下的人手不足，令航行更形風險。船長承諾增加額外工資。在短缺人手下，他們額外的操作已形成一個新交易（已提供新約因），船長必須兌現承諾。

對第三者的現有合同責任 Existing Contractual Duty Owed to a 3rd party ——

履行對第三者的現有合同責任是好的約因。

Scotson v. Pegg, 1861： A 答應運送煤給 B 或 B 指定的人。B 要 A 運送煤給 C。C 答允 A: 如 A 運送煤給他（C），他會收貨。法庭認為 A 答應運送煤給 C（C 應允付收貨、貨欵）是好約因。

E.      部份債項的償還 Part Payment of Debt

Pinnel’s case, 1602建立以下的原則： 部份還債（債主同意）並不能阻止債主日後追討餘欵。A 欠 B一萬元。還欵到期日， A 同意收 $5000 當作欠款全部清還。法律無法阻止 A 日後追討餘款，理由是 B 沒有給予 A 充份的約因。

但在以下的情況下，B 接受 A 部份欠欵以抵銷 A 之全部欠欵變得有約束性合約：

(a)    A 要求 B 接受部份還款，但同意於欠款到期日前付欵。B 接受；

(b)    B 同意收取 A 一件物品代替餘下欠款，雖然此物品的價值與欠欵餘數絕不相稱；

(c)    B 同意收取部份欠款在原指定還欵地以外的另一個地方，譬如原協議在香港還欵，但現改在澳門。

以上三種情況都有約因， Pinnel’s case 的原則不適用。

集體協約—— 一群債主有一個共同的欠債人。欠債人顯然無法全數清還所有債主。債主們遂協議，他們願意每 100 元收 50 元，以當作清還全部欠款。此類協議似乎缺乏約因，但判例上已確立，任何一個債主都不能向前欠債人追還餘數，因為容許如此做構成對其他債主的欺騙。

禁止反悔承諾  Promissory Estoppel

Pinnel's Case 所建立的原則卻有另一個很富爭論性的例外，但直至如今仍是未被推翻的案例，這就是著名的「高樹案 The High Tree Case (1947)」。業主擁有一座住宅單位。由於英國處於戰爭時期，住客減少。業主就同意向租客減收租金一半。二戰結束，業主要恢復收取原租金。法官 Denning（當時原審法官，後來成為千秋留名的大法官）判決業主可以這樣做，理由是引致減租的因素已不復存在。但在判詞中旁及 (obiter) 指出，如果業主想追索戰時減收的一半，則基於禁止承諾反悔的原則，不可以。他又指出：此原則只能用作辯護；「它是一個盾而非一把劍。」它不能用作追討（用劍）戰時少收的藉口。

（附註：法律每天都在變，故這些文章只提供讀者一些法律常識，並不能依賴為專業意見，也並一定能提供最新的法律資訊。讀者自身如涉入有關法律問題，仍應諮詢私人律師尋求獨立意見，不要全依賴本文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