刑事法（五）無罪辯護（三）精神錯亂

精神錯亂 Insanity

精神錯亂是有關被告被聲稱犯案時的精神狀態。在那時，被告可能患有永久或間歇性的精神失靈。在審訊時他的精神狀況正常是無關的。

如果以精神錯亂抗辯成功，並不等於完全宣判無罪。如果陪審團認為被告雖然法律上 “精神錯亂”，但確有做過被指控的行為，其宣判應為“由於精神錯亂而無罪。”法官或裁判司必須宣判被告要入精神病院羈留作治療（即入院令），或以下三種命令之一：監護令（guardianship order）、監管令（supervision order）或治療令（treatment order）。如果法例定下一個“固定刑罸”，如謀殺，法庭毫無選擇，必須判入院令。

一九九六年以前，「精神錯亂」必引致入院令。由是之故，亦由於在刑事法中對精神錯亂的狹隘釋義，精神錯亂不常作為一種辯護。一九六三年前當仍有死刑時，精神錯亂在謀殺宗中較多用來作辯護，以避免當時強制性死刑，但該年香港通過殺人罪行條例 Homicide Ordinance，第三條（等同英國 Homicide Act 第二條）有「減責diminished responsibility」的辯護，故此利用精神錯亂的辯護仍是下降。但精神錯亂仍屬重要，因它與有關「無識意行為 automatism」的辯護有關。

精神錯亂的原則源自著名的英國在 1843 年 M’Naghten 案的判例，在此案中，被告企圖射殺內政大臣卻誤殺了他的私人秘書。陪審團被告判被告無罪獲釋。上議大法官定下以下原則：任何人假設是神智是正常的，除非能證明不正常。要精神錯亂成立，被告須以相對性可能 balance of probanilities 滿足以下要素：

（一）推理缺陷 

被告「被剝奪推理能力」。在 Clarke（1972）一案，被告被控盜竊。她的辯護是由於抑鬱而致健忘。法官認為這等同提出精神錯亂問題，被告遂改認罪而上訴。上訴庭撤銷他的判罪，並表示推理缺陷暗指喪失推理能力而非臨時的喪失記憶。

（二）由於精神病

推理缺陷是起於一種精神病。推理缺陷是一個「法律上」的解釋，不一定等同「醫學上」的解釋。在 Kemps（1957）案中，被告患動脈硬化症，不時會令他失去理性。在其中一次，他用鎚子襲擊他的妻子，令她身體嚴重傷害。精神病被解釋為一種影响一般推理能力的病，包括此案中被告的病，此種病可以是臨時性或永久的、可治癒或不可治癒的，── 這是「法律」上的涵義，不一定是「醫學」上的涵義。

此種辯護應和「無識意行為」的辯護有所不同。精神病能影響被告的心智功能，無識意行為是短暫失去心智功能。為了分別這兩種辯護，法庭用內在及外在的因素去分別，如果是外在因出促成，那就是無識意行為。

在 Quick（1973）案中的被告患糖尿病，並是一位精神醫院的護士，被控嚴重傷害一名傷殘病人身體。他曾服用胰島素，但沒有吃午餐。他隨後又飲酒。當法庭裁決他的推理缺憾是由於糖尿病而引致精神錯亂後，為了避免法庭會頒發當年強制性的入院令（即不再提出精神錯亂的辯護），他改為認罪。上訴庭推翻判罪，理由是他的精神狀況不是由於糖尿病而是由於使用胰島素，再加以酒精及沒有吃午餐。所以被告的神智失常是由外在因素而不是一種疾病 ── 是無識意行為，而無識意行為的辯護應交由陪審團去裁決。由於判罪理由不理想，所以判罪要推翻。

在 Sullivan （1984）案，上議院被要求考慮「精神有病 disease of mind」的意思。在此案中，被告患有癲癇症，一星期發作一兩次。在一次輕微的癲癇發作中，被告傷害了他比他年長的朋友。醫學證供表示或者被告在不知情下發生。當法庭裁決他的辯護構成精神經錯亂時，他改認毆打引致實際身體傷害罪。上議院重新肯定 M’Naghten案的原則，並裁定癲癇是一種精神病，因為被告的精神機能被損害至喪失推理能力，其病因是否因為噐官organic損害或機能functional損害是無關的，也不論損害是永久性、過渡性或間歇性，只須在犯案時存在即是。

在 Hennessey（1898）案，被告被控未經許可拿走了一部車，並在停牌期間駕駛。他是一個患糖尿病者而精神經常緊張，而緊張又影響他的血糖及所需的胰島素。他的胰島素份量不足，導致血糖過高。他以無識意行為去抗辯，聲稱在犯案時他血糖過高，是在不知覺間的無識意行為。法官裁定如果他所說屬實，那是精神錯亂。上訴庭支持裁決，認為血糖過高是由一個內在條件，是一種精神病，緊張與焦慮不能視為外因。這案與 Quick 案不同，在 Quick 案的血糖過高是由酒精、食物及過多胰島素。

1991 年以前，夢遊被視為是無意識行為而非精神錯亂。但自 Burgess（1991）案後，法庭視夢遊為一種內在原因的精神病，除非有清晰的外在因素的證據。在此案中，被告以暴力傷害一個女子。他辯解他犯案時是在夢遊中。有醫學證據指出，被告犯案時的行為是由內在因素引起的夢遊。上訴庭支持原審法官裁決，證據顯示是精神錯亂，符合 M’Naghten 案的原則。此案的裁決並沒有否定如何夢遊是由外在因素（如酒精）則是非精神無意識行為。

（三）被告不知道他所做是錯誤的

如果喪失推理能力是由精神病引起，被告必須證明他不知道犯案時行為的性質，或不知他所做是錯的。

Windle（1952）：被告的妻子經常說要自殺，誘使妻子服食了 100 粒阿斯匹靈，殺死他的妻子，認為這對妻子有好處。雖然有證據顯示他是患精神病，但知道他這樣做是會問吊（死刑），即是說他知所做的是法律所不容。上訴庭維持他的判刑，認為法庭不應以道德上的錯與對去裁決，而應根據甚麽是違法。所謂「錯」，意即違法。

法庭程序

精神錯亂是一般舉證責任與標準的例外。因此當被告以精神錯亂作為不適宜答辯理由，他就須以相對可信性的標準去舉證。醫學證供是必須的。較常見的是，被告提出他的精神狀識，引起無意識行為或減刑責的辯護。如此，則控方可以帶出精神錯亂的問題，並舉證至無合理懐疑。在某些情況下，陪審團可以回報一個誤殺罪名以代替謀殺罪。如此，被告就有一個辯護上的多個選擇，包括精神受損或疾病作為代替精神錯亂的辯護。

（附註：此文及此後陸續發表有關刑事法的文章，原寫於 2014 至 2018 年之間，並刊登於《掌門天地》，故這些文章並沒有納入 2018 年 4 月 30 日後英國和香港產生新的或修訂的法例或判例。這些文章只提供讀者一些法律常識，並不能依賴為專業意見。讀者自身如涉入有關法律問題，仍應諮詢私人律師獨立意見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