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指揮家系列（四）Otto Klemperer

Simon Siu
6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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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tto Klemperer 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偉大指揮家之一。

Otto Klemperer 於 1885 年在德國 Breslau 出生。這地方所屬的省份現已劃歸波蘭。

他先後前往法蘭克福及柏林學習音樂。令他一生難忘的是在 1905 年認識了馬勒 (Gustav Mahler)。他當時正在演出馬勒的第二交響樂 “Resurrection復活”。他將此樂曲第二樂章一小段删去。馬勒不但沒有不高興，反而非常賞識他。自此他們兩人就成了好友。馬勒在一張小咭片上為 Klemperer 寫了一封推薦書。此小咭片 Klemperer 終其一生都保存著。1907 年在馬勒的推薦下，Klemperer 當上了在布拉格的德國歌劇院 German Opera 指揮。後來在1910，他協助馬勒演出第八交響樂，即所謂 “千人交響樂 Symphony of a Thousand”。在 1910 至 1931 年間，他轉任了多個樂團的指揮位置，於此略過。

1933 年，納綷的勢力壯大，由於他是猶太人，於是就離開德國前赴美國。之前，Klemperer 已轉信奉羅馬公教（即現代人所稱的天主教）（但他在去世前又轉信回猶太教）。在美國，他受聘任為洛杉磯愛樂管絃樂團音樂總監。1937 年，他獲得美國公民籍。在洛杉磯，他開始將演出的曲目專注於德國樂派，特別是貝多芬、布拉姆斯和馬勒的曲目，獲得廣泛高的評價。他也訪問過英國和澳洲。雖然樂團對他的領導反應良好，但有一段時期，他覺得有困難去適應在南俄羅納州的一股揮之不去、不斷增加的抑鬱：他發覺在美國得不到支持，音樂界的主流和音樂評論者很抗拒他的威馬現代主義（Weimar modernism）傾向；他覺得自己沒有得到適當的評價。

Klemperer 很希望能得到紐約愛樂管弦樂團（New York Philharmonic Orchestra）或費城管弦樂團（Philadelphia Orchestra）首席指揮的位置。但在 1936 年，他兩度被人忽略，使他很失意和氣憤。費城管弦樂團的空缺位置給Eugene Ormandy 搶了去；Auturo Toscanini 離開紐約愛樂管弦樂團留下的空位，董事局又覺得 John Barbirolli 及Arthur Rodzinski 優於 Otto Klemperer 值得考慮。最令他感到特別氣憤的是紐約愛樂管弦樂團不再雇用他的決定，因為早些時 Klemperer 已被委任為該樂團 1935-6 度樂季頭十四星期中領導該樂團的演出。他的悲苦在給該樂團領導人 Arthur Judson 的一封信中表露無遺。他寫：「樂團不再委任我是對我絕大冒犯、也是對一位藝術家最大的侮辱。你看看，我不再年青，我有一個名字和一個好的名字。你不可能在樂季最艱難的時候利用了我，然後就逐我出去！樂團不再雇用我是對我最大的不公平！」

完成洛杉磯愛樂管絃樂團在「荷里活碗（Hollywood Bowl）」夏天的樂季後，Klemperer 在訪問波士頓時，醫生疹斷到他的腦有一個橙大小的腫瘤。後來切除腫瘤手術的結果是令他身體部份癱瘓，手不能拿指揮棒。他情緒極度低迷，被關進精神病院。後來他逃了出來，紐約時報宣稱他已失踪，並寫了一大篇關於他的故事，後來他在新澤西州被尋回。他後來雖仍能指揮洛杉磯愛樂管絃樂團，但失去了音樂總監之職。

二戰結束後，Klemperer 回到歐洲為布達佩斯歌劇院工作（1947-50）。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匈牙利令他很氣憤，他於是游走於皇家丹麥樂團、蒙特利爾交響樂團、科隆交響樂團、荷蘭的 Concertgebouw 樂團和倫敦的 Philharmonia 樂團之間作客席指揮。

他的不幸在 1951 年接踵發生。首先，他在加拿大加首府蒙特利爾嚴重摔了一交，這導致後來被迫坐在椅上指揮。後來又由於他在床上吸煙引起火警，引致他嚴重被燒傷，後果是令他更加癱瘓。由於他嚴重的問題，他的女兒 Lotte 對他不懈的照料是他後來成功的主要因素。

踏入上世紀五十年代，Klemperer 感覺到他的美國國籍竟產生許多對他困難。首先美國工會的政策令他在歐洲錄音有難度，而他左傾的觀點令美國聯邦調查局對他愈來愈不受歡迎。1952 年，美國拒絕為他的護照續期。1954 年他回到歐洲拿取了德國護照。

1954 年是他轉運的年份。駐於倫敦的 Walter Legge 是 EMI 唱片製作總監，他讓 Klemperer 指揮他親手選擇的Philharmonia Orchestra 灌錄貝多芬和布拉姆斯的作品，並在 1959 委任 Klemperer 為該樂團的首席指揮。所以我們現在能收集到他的唱片（除極少量在很早期由美國 VOX 發行的單聲道版外）可說是清一色 EMI──它的前身是英國 Columbia 和 HMV ──的錄音。自此終其一生，Klemperer 與 EMI 及 Philharmonia（後來重組，叫 New Philharmonia）保持緊密關係。他後來定居瑞士。他也為英國皇家歌劇高雲花園（Royal Opera House Covent Garden）担任舞台指導和指揮的工作，如在1963年負責華格勒歌劇 Lohengrin 的製作。1962 年他指揮該樂團灌錄了莫扎特歌劇《魔笛 Magic Flute》。

他最後的音樂會在耶路撒冷舉行，是「六日戰爭」的幾年後，在那裡他獲發以色列榮譽護照。在巴勒斯坦宣告獨立前，也曾在那裡演出過。之後就回到以色列舉行最後兩場音樂會，演出巴哈的六首勃蘭登堡協奏曲和莫扎特最後三首交響樂，即第三十九、四十和四十一號。他指揮後獲以色列公民身份，並於 1971 年退休。

Klemperer 於 1973 年在瑞士蘇黎世去世，享年八十八歲，在當時算高壽了。他是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榮譽會員，是該學院頒授給對音樂藝術有卓越貢獻的人士。

作為一位演繹者，Klemperer 重視清晰的線條、強烈節奏感、力量的凝聚達到強力的併發，對聲音的美較少興趣。他對曲式與結構的感覺是完整的。這些特徵使他演繹貝多芬、布拉姆斯和布魯克納時使人有聆聽史詩的感覺。他演繹的馬勒幾乎完全沒有感情，與充滿温情的 Bruno Walter 的風格大相逕庭。他指揮的風格毫不眩目，動作不多，在關鍵時刻才動作大些。

Klemperer 一生的錄音不算極多，可能和他的際遇有密切關係。他前往美國可能是錯誤的選擇；他在那裡和美國音樂界格格不入，而美國基於制度上和防「左」的複雜問題上，對他步步設限。以費城交響樂團為例，Eugene Ormandy 碌碌庸才，完全沒有個人風格，但最後卻棄 Klemperer 而取 Ormandy。這又令我想起 Lorin Maazel，他是美國籍人，正當盛年，音樂界卻輕易讓他溜到歐洲發光。這兩宗事件反映出美國音樂界確是出了問題！

Otto Klemperer 受到 EMI Walter Legge 的重用，差不多單一為EMI錄音。他在 1954-57 年間灌錄過貝多芬的整套交響樂，是單聲道。唱片身歷聲技術面世，Walter Legge 有遠見，要求 Klemperer 重新以身歷聲技術重錄全套貝多芬交響樂──這令我想起遠在北美洲那邊的 McClure，也同樣要求已退休的 Bruno Walter 重出江湖，重新再灌錄整套貝多芬交響的身歷聲版（先前 Walter 也曾灌錄整套單聲道版）。那時更值黑膠唱片的錄音與製作都處於顛峰期，是現在二手價最高昂的 Columbia「藍銀版」和HMV「白金狗版」的生產時代。所以今日我們拿著 Klemperer的每一張頭版唱片都價值不菲，也是全世界發燒友夢寐以求的版本。

除了貝多芬作品外，Klemperer 也灌錄了布拉姆斯全套交響曲和德國安魂曲 German Requiem，也灌錄了舒伯特、莫扎特、海頓、巴赫、柴可夫司基、馬勒、布魯克納等的作品。時至今日，Klemperer 的每個錄音都是經典。其中在 1954 年灌錄的單聲道時的貝三、五和七、身歷聲時代的布拉姆斯四首交響曲、布魯克納的第四、第六和第七、馬勒的第二「復活」及「大地之歌」最多為人稱頌。

Klemperer 的演繹令人最有鮮明感是他的節奏：慢，最明顯的是貝三、貝五和舒九。他和托斯卡尼尼 Toscanini 是兩個強烈的對比。我曾作比較，以貝五而言，兩人演奏時間竟相差達七分鐘！其實我們現在對他節奏的慢，多少被身歷聲時代的錄音所誤導。Klemperer 的速度，以前不是這樣慢的。

有人竟做了一項工程，就是將貝多芬第三交響樂的速度作一種統計，叫 Eroica Project，收集由 1924-2007 這首樂曲的錄音，包括錄音室、現場錄音等，其中有十個是 Klemperer 的。Klemperer 這首樂曲的最早錄在音是1954年在科隆的演出（當年他六十九歲），而最後的錄音是 1970（時年八十五）在倫敦指揮 New Philharmonia。以第一樂章而言，他在1954年用了15:18，但在1970年要用18.41；第二樂章的 “葬禮進行曲”，1954 用 14.35，在1970年要用18.51。在1954年，他每分鐘的速度是135拍，但到1970年慢到只得110拍。其餘兩個樂章也同樣慢！卡拉揚曾專程由柏林飛往倫敦觀賞Klemperer演奏貝三。聽後卡拉揚對 Klemperer 說：「我必須多謝你，我希望將來能活到像你剛才指揮的葬禮進行曲”。」其它如莫扎特第三十八交響曲、馬勒的第七交響曲和布魯克納 Bruckner 第四交響曲也有類似傾向。這裡明顯表示，這是他刻意和穩定的改變。他年事愈長，速度越慢。慢，不是死氣沉沉的慢；是沉穩、深邃、雄大、華麗與高貴的表現。